“1955年12月23日上午十点，看——李家旦娃回来了！”村口的老人一嚷，浏阳土桥村瞬间炸了锅。锣鼓、唢呐、红绸子，人堆得水泄不通。人们不是冲那辆吉普车来的，而是冲车上那位个子不高、军装板正的女少将——李贞。
车门打开，她先敬了个礼，然后扶着丈夫甘泗淇的胳膊走下车。甘泗淇上将满脸堆笑，但没说一句废话，只陪着李贞一点点向人群深处走。人们惊叹：“成了女将军，还是夫妻双将军！”唯独队伍最后头两眼发直的古天顺，额头全是汗，像耗子见了猫。
李贞注意到了，却装作没看见。她绕过喜气洋洋的人群，带着警卫员悄悄给生产队长递了句话：“麻烦捎信给古天顺——‘新社会，旧账一笔勾销，安心种田。’”说完，她转身就走，没再回头。
古天顺曾是她的童养夫。1908年，李贞出生在浏阳一个种薄田的穷家。一连生了五个女儿的父亲指望下一胎是男孩，结果还是女娃。穷得揭不开锅，六岁的李贞被送去古家“当女儿”，实则打杂。砍柴、喂猪、下地样样来，稍慢半步，婆婆拧耳朵，古天顺抡棍子。十六岁成亲后，她在柴火堆边被打得鼻青脸肿是常事。
1924年的一场暴雨让她彻底死心。衣服湿透，灶膛里没干柴可烧，婆婆当面开骂，古天顺更是边骂边打。李贞趁夜冲出门，想跳河，一位邻家婆婆把她拉住：“旦娃子，命啊，认了吧。”李贞却咬紧牙关：我不认。
机会在1926年来了。永和区出现共产党，成立妇女协会，宣传一句话：“妇女翻身做主人。”李贞跟姐姐摸黑跑去报名，“大名？”“我——我叫旦娃子。”工作人员提议起个新名。她脱口而出：“李贞。忠贞的贞。”剪掉长辫那天，她仿佛脱了一层皮，浑身发轻。
学文化、做宣传、送情报，她样样敢冲。1927年“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像夜雾一般罩住湖南。一个被吓破胆的同志半夜来劝她自首，她怒斥：“软骨头滚远点！”母亲听见动静，问明情况后只说一句：“砍头也别动摇，共产党是穷人的靠山。”第二天天微亮，母亲雇条小船送她去县城，说完就哭了。李贞在船头没回头，怕自己也掉眼泪。
同年秋收起义打到浏阳，李贞举着梭镖冲在最前面。几经辗转，她成了永和区党支部书记，又被调到红六军团，任组织部长。1934年10月，她与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国的甘泗淇在湖南塔卧镇同处一个省军区。甘泗淇学识渊博，却对这个文化不多的女同志刮目相看。熟悉归熟悉，李贞没往婚姻上想——直到1934年底，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登门当红娘。李贞迟疑：“我字都认不全，他留洋回来的。”陈琮英一句话点醒她：“正因如此，更互补。”
1935年元旦，贺龙主持婚礼，草席铺地，门口挂一对红纸灯笼，革命婚姻简简单单。甘泗淇握着李贞的手，只说了四个字：“一起向前。”
向前就是长征。那时李贞已怀孕。组织劝她留下，她摇头：“跟部队走。”马匹、帐篷优先给了她，她却常让给负伤战士。途中得了伤寒，甘泗淇卖掉在莫斯科得的唯一私产——一支金笔，换来奢侈到离谱的奎宁。病刚好，队伍又陷草地，饥饿如鬼影。她把腰带割碎丢进水缸“炖牛肉”，贺龙尝了两口，大笑：“硬是能嚼！”队伍挨过几天，她却因营养不良早产，婴儿没保住，自己也落下终身不育。
到达陕北后，他们继续并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贞时任解放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有人替甘泗淇惋惜：“老甘，没孩子毕竟是遗憾。”甘泗淇摆手：“我缺的不是孩子。”此后夫妻俩用工资抚养烈士遗孤二十多名，供书读到大学，有人笑称李贞是“半个干校长”。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授衔。周恩来总理亲手为李贞戴上少将肩章：“全国妇女的榜样。”照相机闪个不停，她的目光却一直在找甘泗淇。授衔一完，甘泗淇握紧她的手：“李将军，恭喜。”“甘政委，共同的荣誉。”俩人都笑得像孩子。
衣锦还乡其实是回门探亲，李贞心里却装着另一件事——亲口告诉古天顺：旧社会结束了。她不是要报仇，只想让那个怯懦的男人明白，新政权不靠拳头说话。可面对人群，他连站出来的勇气都没有。李贞索性让队长捎信，她自己则去村小学看孩子们识字。小黑板上写着“人民万岁”，她抬头看屋檐，阳光亮得晃眼。
晚上回招待所，甘泗淇递来一碗热汤：“累了吧。”“不累，比翻雪山草地轻松多了。”说罢，她端起碗，喝得一滴不剩。窗外蛐蛐叫，浏阳河水缓缓流。那条曾让她想投入的河，如今只剩潺潺水声。李贞放下碗，语气平常：“从前的事，像旧皮带，煮过嚼过，早成养分了。”
甘泗淇没接话，只把那支后来又凑钱配的新金笔递给她：“写点东西？”李贞思考片刻，在日记本扉页写下八个字：自立、自强、无怨、无悔。
灯光下，墨迹未干。